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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本站浏览:10        发布时间:[2021-07-28]

  

  徐怀中,1929年生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1945年太行中学毕业后入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徐怀中:西线轶事

  一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象,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的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外了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片片断断的,正象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间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尽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和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总之可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象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满象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露透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还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象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象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象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罗晾,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额,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活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象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坷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象这一大群都且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胎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响哨咕咕议论她说:“就象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坷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坷!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于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照片。可是,查出了她丈夫一九五九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土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去。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进行劳改,一改就是八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三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七岁的外孙女儿接到农村去了。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象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协委员的资格,让她交待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

  取消口粮,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两年大旱,田里无收,返销粮也早完了,今冬的问题由社员自行解决。外出找生活,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害苦了群众,同时也搭救了另外一些人。这样,可以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坷,打发她和队里一些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小外孙女儿楞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她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是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儿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也有好处,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作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眼面前的事情,你全当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不怕的,这阵子风就要刮过去了。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坷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唧唧啾啾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杆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不过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养病的老头。其实,将军本来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完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地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穿军装的“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坷隔着栏杆,远远向将军伸出一支干瘦的小手。这样的事将军经过得多了,他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小姑娘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接过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坷(女)因事外出,望沿途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抖抖索索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的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答答掉在信纸上。

  陶坷忙收回了信,她象在哄小孩似地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全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安慰白发将军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坷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不想让孩子吃了更大的苦头。用—句严谨的话说,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她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的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向上送了三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决心书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一般的。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是。”小陶同意说。

  “陶坷,你们弄没弄懂,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一仗?你在姥姥家经历过那样的几年生活,你更应当懂得,我们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

  陶坷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儿,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回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纪念,我怕弄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带。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紧些,到了腿肚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吐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采。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照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魅力。

  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象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不过,有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在一夜之间变化为霜雪。这也是对十年浩劫所作的忠实的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帮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翻个身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瘦得两条腿象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跟,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四

  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

  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本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烟囱耸立。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热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公尺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的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男同志们挨骂实在是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困难竟是这样一个同题。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公尺地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去。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象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一位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用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坷,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的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滩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乍。她们向旁边试探,想找地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由原路过去。吴小涓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你怕不怕?”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涓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抱住了我们的腿。”

  她们相互为对方壮了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千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划得一道道渗出血来,忙递给她们一条毛巾说:“快擦擦脸,瞧划成什么样子了。”又嘱咐说:“等破的地方结了痂,千万不能用手去抠它,让它自己掉。抠掉了痂,落下一道道的,可就不好想办法了。”

  两个女电话兵不好意思地擦了脸。

  (站长注:括号内的是《西线轶事》原版内容。大概是这段引起所谓的“茅台酒风波”,作者对这段作了修改。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缩着身子,他取过一个军用水壶说:

  “冻惨了吧?来,一人喝一口,这是‘气死茅台’---习水大曲。”

  “不!不!我们不冷。”杨艳和吴小涓往后退缩着。

  “叫喝就喝,服从命令听指挥。”

  她们两个推托不过,对着壶嘴呷了一小口。她们品味不出,习水大曲何以能“气死”茅台,只辣得打哆嗦。)

  这是吴小涓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算是选对了,很有可写的哩。

  吴小涓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去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涓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服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象话。他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没少挨揍,功课还是老样子。不过她并不悲观,和吴小涓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吴小涓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对于女战士们也如此,并无不同。

  五

  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开进。这条路上还有几个部队同时往前去,步兵,坦克兵,自行火炮,辎重车队,民工担架队,交错在一起。发生了堵塞,互不相让,彼此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车子顶下山沟去。交通哨戴着红袖箍,前后奔走,哪里有问题急忙去解决。新战士们以为,打仗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红火热闹的,不知道是地理条件所限,没有第二条路,只好都挤着一条公路用。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得见枪声。道路堵塞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了。虽然经过严格轻装,除了穿在身上的,吃进肚里的,个人的东西几乎全都“轻”下去了,平均负荷还在三十斤以上,压得够呛。加之发的防刺鞋又是男式的,太大,象是穿了一对箩筐,脚都打泡了。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了,主要是遇上她来例假。她每次来,肚子疼几天,象大病一场。昨天夜里,她想到只有身上的一条军裤,怕睡着以后弄脏了穿不出去,就脱下长裤,裹着雨衣睡下。想是受了风寒,一下子发起烧来。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本来要报告班长的,路曼不让她讲。

  “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路曼威胁说。

  “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呐。”小肖着急地说。

  “你和班长讲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你看不出,班长也来了。”

  小肖只好替路曼打着掩护。

  路曼家乡在山区,能用上这种软绵绵的经过了消毒的卫生纸,觉得够好的了。可是连续几小时急行军,腿磨得受不了,迈出一步,都得拿出点决心来。

  部队到达了位置,谢天谢地!女电话兵们全副武装就地一歪,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连长却不得不以毫无同情心的语气命令她们起来,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一号首长从前沿部队要回电话来:

  “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通两句话,线就没有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一查,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地方被民工队的骡马和着青草嚼烂了,粘在一起,成了饼饼。连里决定这条线改为高架。是路曼,肖群秀架的这条线,还是由她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她们两个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马够不着。来到公路边,敌人正从对面山上向公路射击。来势很凶,又是轻重机枪,又是八二迫击炮,四○火箭筒,反坦克榴弹,又是高射机枪打平射。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助的武器全都用上了。由于武器弹药充足,构成了越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把武器弹药分散藏在各处,这里打一阵,顶不住了,空着手就跑,枪啊炮的全不要了。换一个地方,就地又有现成的,抄起来就打。早上我们部队搜索过去,这股敌人化军为民,隐藏到丛林里去了。现在又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我们的后续部队和担架民工,被压制在公路排水沟里不能动。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改架好这条线,保障指挥,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不能由着他们狂。不凑巧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无法把电话线高架跨过公路。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木棉树可以利用,正要过去,隐蔽在茅草中的部队喊她们趴下,说木棉树那里太暴露,去不得。她们俩只管猫着腰跑过去了。

  如果有悬线杆,事情很简单,把线挑到树杈上就行了。如果带了脚扣和护腰带,要上树也好办。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女兵班没有学过四肢攀登,连里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她们试了几次,怎么也爬不上去,又搭人梯,路曼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一个人站在肩上,本来不算什么,谁知路曼身子软得象面条,忽忽悠悠刚要起来,又缩下去了。只见她脸上直冒虚汗。肖群秀这才想起来,路曼有特殊情况。

  换了小肖蹲下,让路曼上去。按规定要求,高架线路必须在四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达不到。小肖拼命向上踮脚尖,差着老高的一截,踮脚尖顶什么用呢。

  隐蔽在路边草棵里的一个战士,跳起来扑向木棉树。他很不礼貌地拍拍小肖的腿,叫她分开腿站好。战士弯下腰,让小肖骑在他脖子上,他猛地挺身站立起来。现在变成了三节人梯,高度足够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拼命向这边扫射,殷红殷红的木棉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去,随后又稳住了。路曼忙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双环结,欢快地叫道:“好啦!”。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到,这个战士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匀称,象个跳高运动员。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

  “同志!你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女电话兵表示感激。

  “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战士大胆地望着两个姑娘说。

  “那,我们应当怎么感谢你呢?”

  “也不需要感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

  战士扯起他的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断头处燎得黑黑的。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她们觉得他一抖索,要倒下去,原来是这位战土险些被打中。他没有作声,也没有躲闪,一直等她们把线架好了。

  “怎么样?伤着没有?”路曼,小肖顿时紧张起来。

  “我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

  肖群秀拿过军用水壶,放出了富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一个丁字结,交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

  “弄了半天,还是同行。只不过我们是有线儿的,你是无线儿的。”

  步话机员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好了,回去请代问总机班各位同志好。”

  “你认识我们班谁吗?”

  步话机员支吾了一下,随后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得罪不了人吧。”

  “怎么替你问好呢?我们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说一名‘无线’战士,向‘有线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

  两个女电话兵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话,不由得脸红了。接着格格格地笑起来,没有回答是不是会给他写信。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打掉了山半腰敌人的火力点。公路恢复通行了,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路曼,小肖站在路边,看见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弹药车是严禁抽烟的,他抽着烟。她们高声地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再见!”

  “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汽车开出好远了,步话机员还扭回头来望着她们。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土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土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气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鬈鬈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象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他们,问他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采,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倒清界限。非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坷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象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钮扣,用军帽煽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象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象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看来,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话,究竟你是指的什么呢?”陶坷问。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别人一定可以作出种种美好的解释。不过照我看,这似乎是意味着服服贴贴,得意于迷信愚昧的一副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等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毛孔的机器人就是了。”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面的那些英雄人物,有些连胳膊腿都安得不是地方,我们总一篇一篇过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吸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可是,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游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一下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力,象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的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彭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

  “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陶坷竟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作声,在一边卷着烟抽。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作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不一会,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话,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虎势地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瘮(shen)人哪!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

  “‘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

  “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理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往山顶上爬。后来我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铺倒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的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一个越军的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粹,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象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

  七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又接上说:“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他那么一个人。要讲聪明,人可真是够聪明的。在报话机训练班,别人都发愁密语背不会,白天黑夜地背。他呢,从来不怎么用心去背,到了密语考核,一,二名里总少不了他。

  “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待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可是时间紧张,我只能抓空子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争。

  在吹哨子,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象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朵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歌曲写在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人蛇吞的历史危亡关头。现在越南人在边境地区整我们,情况不象那时候严重。不过,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出于神经过敏。“四人帮”粉碎了,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了,说中华民族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同时别忘了,有人曾经对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说过,“十年以后见”,这才过去了几年?我很担心,不要在“高举”的名义下,又来个几月风暴,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给吹个无影无踪。谁知道呢!我怕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这种危险的边缘了。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一次“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歌,为了填写新国歌的歌词,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曲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前些年,“四人帮”任意歪曲宣传党史和军史,已经出了不少文章批驳他们。我想,无论从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观点去看,有一个事实总没有疑问,那就是除去自然死亡之外,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象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妈妈!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这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付出他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家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使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作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那样做,不给爸爸那样的刺激。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药,同时也误进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培育了我们人民许多美好的品德,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两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着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温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老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药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不民主的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老婆”。我因为受不了人们这样侮辱母亲,和别人家孩子打过多少架,鬓角落下了一遭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作挂花,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的内心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象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坷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让小陶上前去。小陶用沙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怨恨她,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在擦洗手的时候,陶坷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别人催她,她才又开始擦洗。她想起小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过马路。赶上看什么热闹,人挤得凶,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保护女伴的责任。陶坷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欲望的,他还是失败了。

  步话机员的军服,绑带,鞋袜,没有一处是洁净的。泥水和着血,凝结在肉体上,没法子脱下来。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长时间,轻轻地一块块把衣服鞋袜撕下来。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手脚毛草,触痛了步话机员。清洗过遗体之后,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

  八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

  送走烈士遗体,陶坷她们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有些紧张。侦察连抓到了一个越南人,他自称是附近班通林场的工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铅笔头,一张草草画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审讯结果,他承认自己是青年冲锋队员,供出敌人准备当天夜里来偷袭指挥所。司令部通知说,机关留的警卫部队很少,不能分散使用,要求各小单位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了总机班,电话站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

  连的干部都下去了,总机班一切只能靠自己应付。不过女电话兵们并不显得那么着慌。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班长在呐!

  在人们印象中,严莉似乎是经过专门培训,预先为女兵班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班长。严莉今年二十二岁,是总机班的大姐。她脸微微有点黑,黑翠黑翠的。她在班里的地位,多少象是她在家庭里所处地位的延续。严莉弟妹多,快够一个班了,爸爸妈妈管不过来,干脆撒手交给老大来管着。爸爸是一个团职干部,照规定应该吃中灶的,他除了偶尔陪陪客人,总也不到中灶食堂去。从将近二十年前第二个儿子出世,爸爸的薪金再没有长了,生活上不能不精打细算。在大女儿的统筹安排下,他们家竟然并不比谁家显得紧张到哪儿去。弟妹们都很懂事,从不和别人家孩子比吃比穿,不过该有什么也还是少不了他们的。人家的孩子穿衣服,老二接老大的,老三接老二的。严莉的衣服谁也接不上,她脱下身的,就实在不能再补再改了。每次分到各人名下的糖块冻柿子什么的,大姐总是留着自己的一份,过后不定会便宜了哪一个小的。严莉在家庭中的作用,形成了她实际上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弟妹们不怕爸爸妈妈,全都怕着大姐几分。严莉把管理弟妹们的艺术运用到总机班长的职务上来了。别人遇事可以耍点小脾气,她不行,她必须把自己的气性掩盖起来,从不发火。班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分派公差勤务公平合理。赶上谁当班的时候有点私人的事,悄悄向她请个假,她就悄悄顶上去,多值一班。发生了什么纠纷摩擦,她拿出当大姐的权威,先把事态平息下来。然后召开班务会,民主一番,谁对谁不对当面“吵”清,决不马虎了事。说严莉显得特别成熟,完全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人们知道,当得下女兵班班长可不那么简单。在连队里,这算得上是一个特种兵团了。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情况不能说不严重。总机原是设在一个用茅草竹子搭起的棚子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的。同志们建议,要赶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去。

  “不用动,照常工作!”严莉沉着地说。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了,严莉才悄悄地布置人员全部撤出草棚子,把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洞是就着土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发展,对称构成了象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习惯叫做猫耳洞。这个猫耳洞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严莉又叫把电话线从老远就开始埋设下去。所以,就是走到了跟前,指给你看,你也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电话站。

  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巡逻哨。有人主张,除了值机的人,其余人全部去站哨。严莉说:

  “用不着,该睡的还是睡,换着班来。仗不是打一天两天,日子长了。”

  她只派了陶坷和杨艳两个人担任警戒。班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交小陶使用,杨艳拿着两颗手榴弹。班长交待两名哨兵说:

  “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不要乱走,以免和其它单位的巡逻哨发生误会。要找暗处站着,不要总在月光下面。有什么动静先问口令,可别慌慌张张的就开枪。问口令嗓门尽量粗—点,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确定由她自己担任守机。完成今晚的守机任务不比平常,要准备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通话。猫耳洞里直不起腰来,只能把二十门交换机摆在地下,窝憋着工作。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掉了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去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为了完全控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严严实实。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声息。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严莉不停地在高声呼喊着,呼喊着。部队向敌人侧背穿插过去,发展很快,电话线路一再延伸,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效通话距离,虽然加了“增音”,通话质量还是很差。往往下达的命令指示,向上报告的重要战况,要由严莉从中传送。她讲了一遍,怕有什么不准确,又复述一遍。严莉忽然觉得喉咙里咸咸的,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这几天,几个女电话兵嗓子全都喊坏了,带来的清音丸已经吃完,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多喝水会好一些,偏偏附近山地没有活水,找到一片积水,尽是小虫子在翻上翻下的,放几片净水剂澄清一下,那种怪味让人打哆嗦,喝不进去。部队里有一种奇妙的发现,凡是折断了青竹子,靠根部的几节里准定会聚存了水分。在竹节的地方穿通一个洞洞,就可以接到几口又纯净又清凉的水。这是很珍贵的,不容易弄到。严莉晃了晃她的水壶,还存有点青竹的水。拧开壶塞儿,想喝几口润润喉咙。但她只是嗽了嗽口,吐出带血的水,又拧紧了壶塞儿。女兵班班长想到,水得留着,说不清班里谁又发高烧,或是受伤,一点水没有哪能行呢。

  这天特别闷热。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在两层毯子里,她热得什么样子,可以想象。摘下耳机,简直可以倒出水来了。第二天别人来换严莉的班,吃惊地看见,她象是刚刚参加了泅渡训练上来,人已经瘦了一圈儿。是谁发现严莉额头上爬着一条旱蚂蟥。经人这么一说,严莉尖叫起来,她跺着脚,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同志们叫她别乱动,帮她脱下衣服来找,找到十多条。手指头缝里还隐藏了一条,她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吸饱了血的蚂蟥,圆咕碌碌的,拍打几下就掉了。还没有吃饱的,怎么也弄不掉,又不敢硬扯硬拽,怕扯断了,留下一半更难办。忽然想起来,出发前连里介绍过对付蚂蟥的办法。跑去找人要了一支纸烟来,点着了对着蚂蟥熏,不一会儿,它们就曲卷着掉下去了。蚂蟥叮过的地方,渗出血来,这也有一种妙法对付,捏一点树干上的青苔丝丝按上去,很快就不再出血了。几个女电话兵只顾帮着严莉止血,往地下一看,太可怕了,一条条大蚂蝗身子一曲一伸,正从四面八方向她们进军。她们赶忙用树枝扫荡了一番。旱蚂蟥天生有这种本能,大老远的能够感受到人的气息,找着你来。它们还有空降的本领,可以从树叶上滚落下来,正好掉在人身上。

  因为人太少,巡逻哨也是一整夜没有替换。拂晓,陶坷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这边摸过来。她忘记了应该装成男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喊了几声口令。对方不应口令,还在往前来,小陶开了枪。她没有打过冲锋枪,不知道控制快慢,手指头一动,一梭子弹出去了一大半。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了。在树棵里搜索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埋怨陶坷说:

  “怎么搞的,乱打枪!”

  “我看得清清楚楚,象是有几个人。”陶坷为自己辩解。

  “算了,肯定是你自己紧张过度。”

  “既然看得清清楚楚;嘟嘟了大半梭子,怎么连一个也没有撂倒?”

  杨艳护着自己的人,说真是听到了有响动。打着没打着敌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开枪还是对的,不能说是乱打枪。等别人走了,班里悄悄议论,杨艳也倾向于小陶是看晃了眼。

  第二天早上,把总机从猫耳洞搬回棚子里去。忽然,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总机棚背后有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这是一张孩子脸,最多十六,七岁。他胸部完全浸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揭掉了盖子的手榴弹。很明白,他是中弹以后坚持冲过来的,已经到了离总机棚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如果他还有剩余的一点点气力,一定会把四枚手榴弹扔进棚子里去的。陶坷没有看错,和这个年轻的越南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他们撒出战斗很及时,丢下一名英勇的同伴不管了。

  九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班通林场青年冲锋队的任务,是袭扰中国边防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勤,其中一项,就是窃听电话,破坏电话线。这给九四一部队有线通讯造成了很大麻烦。

  总机上又传来了一号首长焦急的声音:“喂,总机班吗?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不是这里不通就是那里断线。命令你们连长,指导员,亲自给我查线去。”

  不用首长讲,连长,指导员已经带着查线组出去了。总机站也派出了三名女电话兵,和男兵打乱编组,去协同维护哨巡查路线,尽快恢复畅通。

  陶坷和架设排的两个新战士编成了一组,她是老兵,技术又强,自然担任了组长。为了不让人看出三个查线兵当中有一个是女的,小陶特意要了一个钢盔戴着。他们手捋着电话线往前跑,手心摩擦得火辣辣的,出了血泡,生疼生疼。跑出一段路,搭上单机一试,开端终端都不通。有鬼了,这一段线路是刚刚手捋着过来的,明明好好的,怎么开端也不通呢?陶坷想了想,她把通过水田里的一节线提起来,离开了水面,一试,通了。放下去,又不通了。这节线有好几处绝缘皮裂开,和大地接触,短路了。这是暗断,不容易察觉。小陶仔细查看,胶皮是新割开的。破坏电线的人巧妙地使用了自己的知识。

  把水里的一节线换过了,又往前去,发现明断,线剪得一节一节的。他们一面骂着越南人,一面迅速接线。小陶十个手指那样灵活,象在水里翻腾的小鱼儿,看不清是怎么两绕三绕,一个蛇口结打好了。她顾不得用钳子剥掉线头的绝缘皮,就用牙咬。平时总机班的姑娘们是极力避免这样做的,牙用多了,会向外突出,难看死了。小陶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嘴被电话线钢丝扎烂了,牙根在出血。她忽然发现,旁边有敌人的一条电话线,和我们线路平行拉过去,看来是撤退得慌张,没有来得及收。这是一条中型线,三钢四铜,通话质量很好,肯定是过去中国支援他们的。她不再费力去接碎线,把敌人的电话线用上了两公里。

  再往前去,接上了其它小组负责的地段。开端终端都摇出来了,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谁知正试着线,开端又不通了。返回复查,刚刚利用的敌人的中型线又被剪断了。显然是有人在和他们玩“躲猫猫”,见他们巡查过来,躲避一下,等他们过去又出来破坏。重新接好了线,陶坷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她悄悄对两个同伴说:“你们俩继续往前去,装着什么也没发现。我留在这儿,看看是怎么回事。”

  “分散行动怕不大好吧,我们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两个新战士有些担心。

  “没关系,周围都是我们大部队,敌人是小偷小摸,他们才心虚哩。”

  “要留,我们两个谁留下好了。”一个战士提议说。

  “你们只管走,不怕。如果他们人多,我先不动。如果是一两个人,我一喊,你们马上返回来,收拾了他。”这是小陶的战斗部署。

  两名新战士执行了陶坷的命令。他们脚步很重,故意弄出声响,让人知道查线兵已经继续前进了。

  小陶隐蔽在一蓬竹子后面静候着,忽然发现右边不远的灌木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越来越近。先是一只手分拨开叶子,随后一个人探出头来,左右观察。小陶把手榴弹弦套在指头上,随时准备投出去。那人已经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是一个身材小巧的越南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腰间,在后脖梗用手绢束着。披了一块美国军队的伪装尼龙布,穿的是没有领子的紧身月白色上衣,宽大的黑绸裤,光着脚丫子,自动步枪挂在左肩上。不用说,这是一个青年冲锋队员。陶坷注意看看后面,再没有别的人跟上来。照说,她应当按事先约定的,喊叫几声,通知两个战士包抄敌人。小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战斗部署。她想,既然对方也是一个女的,在身个上又是占着绝对的劣势,为什么我不能捉一个活的?

  那个女冲锋队员取出一把钳子,就要动手去剪电话线,同时侧目向竹丛里看去,忽然看见在绿色的钢盔下面,一对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越南姑娘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她走进了伏击圈,周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她。她转身要逃,不想枪皮带挂在树上,树枝弹性很大,自动步枪被弹出老远。待她要去拣,发现枪已经端在竹丛里那个中国人手上。在她的眼中,这位中国军人长得是那样高大,加上一顶闪耀着红五星军徽的钢盔,越发显得威武雄壮。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她木木地站在那里,知道不能再动。又转念一想,开枪就开好了,我还等什么,她撒腿就跑。

  小陶并没有开枪,她们一前一后,象两只蝴蝶儿在追逐着,一时在林中空地上出现,一时又飞进密林中。青年冲锋队员回头看看,她十分惊异,为什么在她背后紧追不舍的竟是一个女孩子呢?她即刻明白过来,刚才看见的那位威武的中国军人,主要就威武在那顶大钢盔上。钢盔跑掉了,露出短短的头发,原来是个女的。这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机灵地闪在一棵树后,屏住气等候着。只待追赶酌人错过身去,就可以突然从背后抱住她。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只觉得冰凉的枪管已经触到脊背上来了。她一回手抓住枪,拼命抢夺。越南姑娘双臂向上,高高的胸脯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陶坷闪念想到,她可以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对方的胸部。她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说女人的乳房是一个致命处,经不起打的。小陶没有这样做,她竭尽全力扭动几下,拖带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横过枪,当胸一推,对方连连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她随后从衣袋里取出几张代言片扔过去。上面用中越两种文字印着:“告诉你的同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赶快出来投降,保证你们生命安全。”女冲锋队员拣起一张,装作在看,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抓起一把土,冷不防向陶坷脸上撒过去。趁着陶坷抬起胳膊肘去遮挡,她转身钻进了丛林。陶坷揉搓几下眼睛,又去追赶。

  逃命的只想逃命,追赶的只想着捕获自己的猎物,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全被扯烂了。她们的头发散乱不堪,沾满了草叶,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

  眼前出现一条清澈的河水,河面不宽,夹在两山之间,水相当深。上游一带,正是九四一部队穿插分割越军316A师的战场,不时有越军的尸体漂流下来。女冲锋队员看见水流得那么急,又看见一个个泡得发涨的越军尸体,本来不敢下水的。可是背后人追得紧,不容她犹豫,她擎着野藤从岩头上滑下去,横了心,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她水性不强,一进入激流,几个浪头盖下来,就有些发晕了。自己感觉还在奋臂游向对岸,其实只是随着波浪一高一低漂流下去了。

  陶坷把自动步枪背起来,紧跟着跳下了水。经过两年泅渡训练,她全副武装,加上一拐子线,可以横渡几公里宽的江河。陶坷注意到,顺着弯弯的河道,再往下游去,便是一道巨大的瀑布,河水陡然折断,整个儿跌落下去,在深谷里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她很快游到前面去,拦截住女冲锋队员。对方还是极力挣扎,不让陶坷靠近。陶坷猛扑过去,把她按在水里,趁她被呛得不由自主,扯住她的长发,向岸边划去。陶坷一只胳膊拦腰抱住越南姑娘,一只胳膊紧紧勾住了从岸边弯到水面上来的粗大的树枝。回头一看,好险哪!她们已经到了瀑布将要向下跌落的地方。

  越南姑娘精疲力竭,完全瘫软了,任凭陶坷拖带着游过去。她们刚爬上河岸,浑身的水还在往下流,只听有人用越南话喝令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陶坷忙要取枪,一看,围上来用枪逼住她们的,是连里派出来查线的几个电话兵。

  战士们先都没有认出,从水里上岸来的是总机班小陶。两个姑娘的衣服一片片一条条留在树枝刺藤上了,剩下的不足遮体。几个战士不免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小陶气愤地说:“这些死人!只管看着干什么,还不把你们的雨衣扔过来。”

  大太阳当顶照着,陶坷和她的俘虏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回到了指挥所。

  十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

  三月五日,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西线的九四一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重创越军“王牌”316A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采取倒卷帘的办法,梯次撤回国内了。

  从红河浮桥一上岸,总机班的同志就把军用水壶里剩下的水倒掉,在“迎亲茶水站”灌满了凉茶,仰起脖子咕冬咕冬喝了个够。她们说:

  “半个多月没有喝到我们自己的水了,好甜哪!”

  在外面大家都说,一回国先倒头睡它三天三夜再讲。不想,现在谁也没有一点倦意。她们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心里充满了对于祖国的亲切感,充满了一种往常不大容易体验得到的新鲜感,早把劳累困倦忘到一边去了。电线上落了一排麻雀,叽叽喳喳地在叫,是谁说:

  “我们这边的小雀子叫的,比那一边的要好听多了。”

  九四一部队在边境一线停留了一段时间,进行作战总结和评功庆功。陶坷参加转送女俘虏,提前回到祖国,在战俘管理所帮助了一段工作,也从俘管所回来了,总机班六姐妹全体汇合在一处了。

  一号首长是随后卫部队撤下来的,一回来,先跑到电话站来看望总机班的同志。连长,指导员陪着,大家都坐在线拐子上。一号笑呵呵地逐个儿望着六个女电话兵,使她们在那样亲切爱抚的目光下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才开口说:

  “你们这些冒领男式大号鞋的,这半个多月怎么样?够受了吧?”

  女战士们低下头,只是轻声地笑着。她们一向是用无缘无故的笑声来回答首长问话的。

  一号兴奋地说:“别的不敢吹,我可以这么说,‘九四一’没有一匹不能上阵的马。行!真行!算我错看了你们。不知道通信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你们请功。没关系,他们忘了。我和二号为你们请功,提到党委讨论。”

  大家简直不敢相信一号的话。她们觉得,出国作战以来,一号对总机班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的。他几次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可是,看样子首长是从心里在夸赞她们,不是随便说一说的。

  杨艳嘴快,她故意说,“我们班任务完成得不好,一号别讽刺人。”

  一号说:“谁想找我这么讽刺他一下,我得考虑考虑咧,我这人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要是说我们任务完成得还可以,那也多亏了一号,是一号刮鼻子刮出来的。”

  杨艳这话引得大家一起笑起来。

  “我是不是骂了你们什么难听话?我可不记得了。”一号连忙表示了抱歉。

  班长严莉说:“不!线路出了问题,首长在电话上讲几句气话,我们心里倒还好受一点。如果首长一句话不讲,扔下‘有线’,全用‘无线’去了,那我们才受不了呐。”

  一号嘿嘿地笑着说:“你们听听,到底是当班长的,同样几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总机箱子上,放了路曼和肖群秀刚刚填写好的两张入党志愿书。一号拿起来看看,祝贺了她们。一号说:“听!红河沿岸炮还在响。你们能在炮声里。来填写入党志愿书,这是难得的。不比平时,谁在班里多扫了几次地,就算是过硬的条件,可以优先吸收入团入党。我晓得的,一个班就那么一两把笤帚,你早一点拿到了手,我就拿不到,不见得我的劳动观念就比你差。当然,抢着搞卫生总是个优点,我并不反对。”

  一号问严莉;“你们班;就是她们两个填了表吗?”

  严莉说:“在国外,支部就发给了小陶入党志愿书,她一直拖着,没有填。”

  “为什么?”一号问小陶。

  陶坷笑笑,总不作声。

  “小陶以前写过申请的。现在总说自己条件不够,愿意过一段时间再讲。”严莉替小陶回答。

  指导员说:“这次到前方来小陶是比较突出的,可是小陶总拿自己和刘毛妹烈士比。说既然刘毛妹都还没有能入党,那她就更。”

  提起步话机员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了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于这位烈士深深的敬意说:

  “大家都向党委提意见,说应该追认刘毛妹同志为正式党员。我们当然希望能这样,可是,他生前没有向党组织表示过这种要求。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总是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陶坷解释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是想着,既然自己各方面差得太远,就是勉强入了党,一想起他,心里会觉得过不去的。我们党内缺少的是他这样的人。”

  一个战士,出于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宁肯先留在外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倒是常见的。当初一号本人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本来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填表的,他主动推后了一年。那时候在部队里,大家都以刚够年龄就加入了组织为骄傲。一号虽然失去了这种骄傲,却从不感到遗憾。今天又看到有人这样,使这位有将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内心十分激动,感慨万端,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三千多万在各种情况下吸收进来的党员之后,再吸收一个党员,正如在激荡的湖水里又注入一滴水。这一滴水,即或是很不洁净的,也不至于给湖水里增添更多的沉淀物了。可是,女电话兵陶坷并不因此宽容自己,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一号告诉连长,放总机班半天假,让她们下河去洗个澡。司令部在河里为女同志们划分出了一个地段。女电话兵们是迫切地需要洗涮洗唰了。出境作战以来,白天黑夜就是那么一身儿,又是雨又是汗,湿了干,干了湿。坐在一起,彼此闻得见的,除了和男同志们身上一样的酸臭,还多了一种男同志所没有的气味。

  六姐妹在河湾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派人站上哨,轮流下河去洗。她们轻装很彻底,现在可怜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先把衣服和小东西全部洗出来,晒在草地上,然后洗头洗澡。完了,扯几片芭蕉叶铺着,坐下来梳拢着水淋淋的头发,等着衣服干。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象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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