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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逸尘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13        发布时间:[2021-06-09]

  

  一,原本谍战,何以“武侠谍战”?

  二〇一〇年以来,中国文学能够构成思潮的不再是“底层叙事”,也不是文学的消费主义与娱乐化,而是谍战小说及影视作品风行。尤其革命历史题材,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谓之奇葩,或者传奇,亦不为过。麦家的《解密》《暗算》当属开此类型与题材之先河,随后又有《风声》《风语》等奠定其霸主地位。紧随其后的海飞则创作了“海飞谍战世界”系列:《麻雀》《捕风者》《惊蛰》《唐山海》《棋手》(与人合作)《醒来》等,将革命历史题材谍战小说之浪潮推向一个新高度。柳云龙则以影视的形式,助推了这股思潮的漫延,由他主演并执导的多部谍战影视作品持续掀起观看热潮,尤其是《风筝》,将这股热潮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我们已经习惯和熟稔了革命战争小说,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重读那些小说,仍然让我们为之激动不已。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战争的正面,是那些被我们所崇尚的革命英雄;同样的革命历史题材,谍战小说及影视作品展现的则是战争的背面,或阴影,是另一条战线上充满传奇色彩的战斗。它的迷人之处在于智谋与勇气的较量,以及悬念的设置和情节的跌宕起伏,环环紧扣,惊险刺激。这些曾经因保密原因而鲜为人知的异样生活,满足了读者和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体验,当然,还有窥探隐秘的好奇之心。

  海飞的上述谍战小说,除了这些文体类型所具有的特征外,还交织着忠诚与背叛,存在与毁灭,情爱与幻梦,有战争的血火,伟岸的英雄,也有高蹈的理想,忠贞的信仰,以及壮阔诡谲的历史和朴素绵密的寻常日脚。作为革命历史题材,上述这些叙事元素当是应有之意,或言之题材所内蕴的品格共性。海飞的风格化,或言独特性在于:叙述的冷静,克制,理性,个性化的语气,腔调与节奏,以及情节展开后的大量留白,笔断意连,笔枯墨润,气韵通畅,是传统美学精神的自然流淌。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对环境与器物的精细逼真的描写,具有强烈的年代代入感,让读者恍若身临其境。比如他所描写的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力图写出特定年代城市的肌理,味道和气质,写出人物活动其间的街巷,建筑的样貌,对风俗物事,花草树木,日用饮食等等,也近乎执拗地还原其细节与质地。功夫下到如此,作品受到读者和观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喜爱与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革命历史题材谍战系列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海飞何以在二○一七年突然转入明代万历年间的“武侠谍战”系列的创作呢?毕竟这二者明显不同,之间的跨度还是存在的,谍战还好说,虽然时代差异很大,毕竟思维与方法还有许多共通之处。那么武侠呢?这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叙事门类,古代不说,被称为“新武侠小说”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读者甚广。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也是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意义的。二○一八年,海飞完成了“武侠谍战”“锦衣英雄”系列之一的《风尘里》,二○二○年完成了系列之二,也就是这部《江南役》,据说该系列还有之三《昆仑海》。这不能不让我惊讶不已,尤其是在读完这部《江南役》,更是为之震撼,他如何能写出这样一部严谨精致且诗性盎然的作品。慨叹之余,套用孔子语,贤哉!海飞也。

  海飞在《风尘里》的创作谈中说,在《惊蛰》剧本进入尾声的时候,封闭的生活让他感到乏味,苍白,呆板和无趣,翻看闲书,突然发现,明万历年间是一个隐秘而美好的年代,皇帝朱翊钧居然是个懒汉,二十八年不上朝。导致海飞转型“武侠谍战”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万历皇帝的好奇,重要的还有几乎成为明代标签般的锦衣卫,特别是他们穿的飞鱼服和腰间挎着的绣春刀,那充满着光亮的名字就能让他感到一种俊逸与美好。于是,海飞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世界观,建立一个古代的谍战空间,建立一个精彩纷呈的锦衣卫故事呢?”锦衣卫复杂的历史与隐秘,构成了对海飞创作的巨大魅惑。魅惑的似乎还不仅于此,作为一个特殊时期,明朝万历年间的许多事情都令海飞充满了文学想象。万历年间,日本跟大明开战,但丰臣秀吉在这个关键时刻死了,日本派了一个三十人的小分队来议和,此时的朝鲜正是《鸣梁海战》那个时期,三国之间暗流涌动,一场万历年间的谍战故事就这样开启了。事实上,那个年代尽管依然可以称为武侠的时代,但明朝的火器早已盛行,大明有神机营,鸟枪队,骑兵和海军也都有了火炮。这些个元素加上武侠,会是怎样一种文学存在?

  二〇一七年的春天,海飞开始了对新的文学空间的诗性想象。

  二,故事,历史与文学文本的真实性

  作家对故事的迷恋几乎是天然的,包括莫言,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中说,他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海飞也是这样,他说,“经验告诉我们,文学不一定是写故事的,但是大部分好的文学所讲的故事一定会天下流传的。”(《风尘里》创作谈)我理解海飞对故事的价值与意义的判断,尤其是在武侠,谍战小说里,也包括在“武侠谍战”小说里,故事有如小说之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问题不在故事之于小说存在的合法性,而在于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讲述故事。

  《江南役》的故事发生在明万历年间,时间跨度只有七天,由两段主要情节构成:一是锦衣卫北斗门掌门人田小七奉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命,找火器局总领赵士真取他即将写完的一部论述火器的新著《神器谱或问》。田小七到达杭州后便遭遇大量的黑蝙蝠连续掳掠孩童事件,这其实是以灯盏为首的倭寇的一箭双雕的伎俩:一方面,制造恐慌,转移视线,目标其实跟田小七相同,也是要获取《神器谱或问》,包括将赵士真本人掳走。另一方面是暗中与国舅郑国仲勾结,嫁祸于太子,让万历皇帝的另一个儿子福王上位。其二是上一情节的顺延,倭寇狗急跳墙,要炸毁复建的六和塔,田小七的兄弟及杭州守戍营的官兵与以灯盏为首的倭寇展开的殊死搏斗,最终保住了六和塔和突然驾临杭州的万历皇帝。武侠加谍战,我称之“武侠谍战”。从类型的角度论,并非海飞所独创,但作为讲故事的高手,海飞通过大量精微的细节描写,将整个故事讲述得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煞是好看。

  故事发生在明万历年间,因此,我们称其为历史故事。问题在于历史,故事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我想探讨的,我想讨论是作为文本的文学性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也就是“武侠谍战”小说《江南役》所描写和讲述的历史,故事与作为文学文本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它触及的是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叙事伦理。

  作为批评家,我当然不会完全赞同莫言和海飞的关于故事之于小说或文学的观点,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论,文学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尤其是文学思潮推动着文学理论的变革,进而不断地改变着文学的形式与面貌。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各种方法与观念的泛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文学的现代性上升到了更具哲学意义的高度。反观中国文学,除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初露端倪,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思潮的昙花一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几乎都是在现实主义中耕耘与挣扎。我并不否认现实主义,《小说修辞学》的作者,著名文学批评家W.C.布斯也认为“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我想强调的无非是文学的创新与探索,毕竟,现阶段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文学经验与方法都是难以构成话题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中国作家将故事视为文学的生命或文学之皮是持保留意见的。其实,回归传统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传统具有创造力是不需要刻意地回归的,它一定会无时无刻地显现在现实中。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应该局限在我们既有的观念里,要有跳脱和超越的意志与欲望,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进行我们的独特性的创造。问题是有这样想法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这是值得文学界忧虑的。耽于故事,或者沉湎于故事,也是让我不无焦虑之所在。

  即便不是“武侠谍战”类型,我也不会将《江南役》当作历史小说去读。说直白一点,我觉得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历史已经被阉割和奴役了,文学和影视,甚至包括游戏,感觉上无论谁都是在任性地折腾那些原本就被怀疑,或言不可靠的,遗存在文献中的历史。历史在这些个创作中,有如橡皮泥,作家及影视编导甚至是游戏创作者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个什么型就捏个什么型。我不知道这种思潮是否跟我们误读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有关。这两个问题都是复杂的,学术界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前者对中国文学与影视的破坏性是极其严重的,为文学与影视的娱乐化与消费主义张目,甚至成为其思想理论基础。无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还是近,现代史,甚至中国革命史和抗战史,鲜有被善待者。我对市面上流行的那些历史小说已经丧失了历史性的信任,如姚雪垠先生那种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似乎不复存在。倒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中漫漶,引发了作家对中国革命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的解构与重建的志趣,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在还原历史的本相与复杂性等方面进行了富于创见的深度探索。其实,历史与文学的终极追求都是接近事实本相与追求真理,只不过方法与手段不同,采用材料也有相当的差异性。

  《江南役》的时代背景与人物活动地点是明万历三十年八月的杭州。海飞为了强调小说叙事的“历史性”存在,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有关万历三十年八月的这场杭州抗倭战役,浙江巡抚刘元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在成文于万历四十二年的这本个人回忆录中,当时已经年满五十八岁并且二度担任工部尚书的刘元霖还提到。”我没有去查阅考证相关的明史,即便是实有其录,作为小说,海飞也无非是暗示读者,我讲的故事与人物都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但这只是一种作家的叙事圈套,或者与读者玩儿的叙述游戏,可信,亦可不信,只是不必太认真才好。也就是说,《江南役》中的历史只是故事发生与人物活动的背景,海飞并不是想真实地还原那场被他写得波诡云谲,惊心动魄的战役的历史本相,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采用“武侠谍战”的形式。似乎可以说,“武侠”和“谍战”这两种小说类型自在地否定了文本的真实性,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否认了《江南役》的历史性,并不妨碍它的文学性,相反,我想凸显的就是它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才是海飞小说叙事的真正价值与意义。作家,或文学叙事的本质就是虚构,这跟其言说的内容是历史还是现实基本无关,给读者带来超凡脱俗的艺术享受才是其创作的终极目的。

  想起被誉为“世界政治惊险小说大师”的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弗·福赛斯,他在上个世纪创作了一批以世界上发生的真实政治事件为原型的小说,并引起轰动,比如《豺狼的日子》《敖德萨档案》《魔鬼的抉择》等。在这些作品里,作家将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你死我活的经济争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等写得淋漓尽致,无比震撼。弗·福赛斯的小说写的并不真正是历史事实,很多情节,甚至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他却通过逼真的环境描写,以及对西方各国政治主张,经济态势,民俗风情,军队建制,谍报机构,间谍手法,武器配备,军械性能的谙熟,带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海飞的《江南役》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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