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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珍妮 贺仲明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站浏览:12        发布时间:[2021-06-09]

  

  《有生》是胡学文在长篇小说领域一次新的尝试和挑战。在这部作品中,胡学文再度将目光聚集到民间,以乡村接生婆祖奶为中心人物,创造性地选取“伞状结构”,展开宋庄长达百余年的历史画卷。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八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近百人之多,对乡土风物,民间工艺,民俗文化等皆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颇有一种为乡土中国写史立传的追求。正如书名“有生”所显示的,小说凝聚着作家对贯穿历史长河中最永恒,也是最根本的母题——生命的深度把握与思考。我们认为,《有生》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建构了颇具特色的,以民间为中心的生命观。

  一,民间生命观的内涵

  生命观指对生命本身,生存,死亡,乃至生命与所处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多元的生命观,儒释道三家系统而独立的生命观是最突出的代表,同时,广阔的民间社会也形成了与主流传统相关,又有其独特性的生命观。《有生》中,主人公祖奶的身份是接生婆,她既是自我人生的亲历者,也是他人生命的观察者和参与者。祖奶一生中迎接过一万两千多名婴儿的降生,见证了宋庄几代人的生命历程。小说通过祖奶自身和与其相关联的生命,集中地表现了民间社会的生命观念。具体来说,《有生》表达的民间生命观包含了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对生命本身的认识。民间对生命的第一层认识体现在对生命的珍视态度上。在乡村,接生婆被赋予了至高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是由生命本身的可贵带来的。小说中乔大梅之所以选择接生婆作为终身职业,成为后来受人敬重的祖奶,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初次生育时看到接生婆头顶光晕的震撼。她极度重视生命,所以将排除万难地带领生命降世视为接生婆的“天职”,即便在身怀六甲,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也从未耽误过一次接生。她坚信“什么都不能阻止生命的降世,无论战争还是饥荒瘟疫,响亮的哭声足以刺破阴霾”。(1)第二个层面是生命平等的意识。生命无差别的平等是从降生开始的,最典型的是在伪蒙疆政府统治时期,乔大梅不加区别地为日本人接生。多年后,为“日本女人”接生这一行为被作为罪状指控时,乔大梅纠正:“是女人”。在她本能的选择中,可见出接生婆面对的是生命本身而非其他,在生命面前,不论贫富与种族,不计亲疏与回报。最后,作品通过乔大梅意图自尽这一情节,将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在几个孩子先后离世后,乔大梅曾尝试结束生命,挽救她的是来自产妇遥远的呼唤。她曾说:“若不是产妇的叫喊,我早已命丧黄泉。她,她们,不但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拽回,还一日日地喂养着我,使活着成为必须,坚不可摧。”(2)在这里,作品对生命的意义这一问题给出了另一重答案,那就是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而活。

  其二,对于生命存在状态的认识。以何种方式存在,是生命观的另一重要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中对存在问题有着深入的探讨,以萨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皆形成了系统的存在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亦对此问题各有主张,比如,儒家关注对人道和人格的追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安时处顺,佛家则倡导摒弃物欲,追求本真。(3)在这一问题上,民间的答案显得更为宽泛和包容,《有生》便传递出民间对生命状态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容纳。作品中,祖奶和另外五个主要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展示了各不相同的生命样态,不仅如此,其他人物如白礼成,李二妮,麦香等人物也都饱满生动,这种效果的实现正是得益于作家对他们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的精准捕捉。而且,小说没有局限在对生命状态的表层呈现上,而是通过钱玉与如花,安敏与罗包之间的精神契合,传递出对这些生命的理解态度。相比之下,民间的生命观更少规训和束缚,爱恨,忧愁,欲望,恐惧与执拗等,都可能成为生命的信念和主题,多样化的生存状态没有高下贵贱之别,它们共同充盈着民间的万千生命,民间也始终以包容的姿态接纳各式各样的生命体。

  其三,对人类生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有生》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具有整体性的高度。人类的生命绝不是孤立的,个人不仅与他人的生命发生关系,也与存在于世的万物产生种种关联。作品表现了在广阔的乡土世界中,人和万物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也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人类中心思想的立场,达到生命整体观的高度。比如,作品表达了对乡村丰富生命体的充分关注,其中提及的动物如乌鸦,蝴蝶,喜鹊,蚂蚁等,植物如海棠,酸柳,莜麦,豆子,芨芨草等,皆为“有生”之属。这些生命在作品中绝非只是充当人类活动的背景,作家突出强调它们与人一样作为生命体的本质,多种生命体共同存在于乡土大地,不断发生交织与碰撞。与此同时,小说也借人物之口,传递出对万物,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祖奶以“性”来解释人与物之间的隐秘关系,她始终坚持人和万物一样,“各有各的性”。正是因为“性”的相合,如花能听到花开花谢的声音,罗包能摸出豆子的不同脾性,区分豆子的急躁或温驯。从这些人物身上,民间对人与万物关系的理解,对二者和谐共生状态的追求清晰可见。

  二,乡土文化与民间生命观

  作为一种伦理文化,民间生命观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建立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之下。民间生命观与乡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它植根,生长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土壤,乡土文化的独特属性始终滋养和浸润着民间生命观。在乡土社会中,生命观是一种相对隐性的存在,它潜藏于文化深处。然而在《有生》中,大到百年乡村演进,小到人物的言行选择,无不表露出民间的生命态度。

  生命观同乡土文化的交融是《有生》的一个重要特质。透过生命观这一表象,更能窥视到小说深层结构中潜在的乡土文化,而借助乡土文化,则更易从根源上理解和把握民间生命观。

  首先,对生命的强调与重视这一理念本身就以中国乡土文化作为支撑。《有生》是一部充溢着“生命感”的小说,与生命紧密相关的接生,求子以及生育等行为贯穿故事始末。作品讲述的百年历史中,很长时期都处于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的阶段,除了战争频繁,物质匮乏以外,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也都极为落后,但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民间的生育,接生都未曾停滞。事实上,生育不仅仅是生物本能的繁衍行为,更是农耕文化注入民间生命的表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劳动方式要求家庭中大量劳动力的参与,也催生了农耕文化中对于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期盼。这一现实需求在以农业为本的乡村社会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保留。此外,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生育神崇拜,生殖崇拜同样表现出对血脉延续的渴望和重视。小说中,祖奶的父亲为妻子带回形如生殖器的褐红色石头,夫妻二人视之为象征着生命的“神石”,接生了一辈子的祖奶被视为“地母”供奉起来,后辈们向她祈求孕育生命。将与生命,生育相关的物或人高度神化,这些行为本身可见乡土社会中生殖崇拜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其次,死亡是生命无法回避的命题,对死亡的态度亦反可见出质朴的民间生命哲学。生命是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生死场”,有生命降生,就有生命离去。死亡往往被认为是生命的终点,但乡土社会应对死亡问题时,常调动生死轮回的生命观作为心理机制。作品中,钱玉因煤矿坍塌身亡后,如花悲痛万分,直到发现钱玉“变成”了乌鸦,她才招回了自己的魂,“乌鸦丈夫”被毛根射杀,又是转世之说重新带给她生的希望。如花并非不明白“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而是在心理上刻意回避这一现实,渴望丈夫转世能得到他人的确认,这种信念在得到钱宝关于物质永恒的回答后更加坚定。类似的情节同样出现在祖奶的生命中,在痛失女儿白杏后,祖奶坚信白杏已经变为蝴蝶。在此,乌鸦,蝴蝶都承担着生命再生的意义——生命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实现延续,这一信念对内心绝望之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轮回转世之说显然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过,在此与其称之为宗教文化,不如说更贴近于一种民间生命哲学。这种源自宗教的生命观在乡村流传甚广,并且被民间生命哲学所吸收融会,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命态度之中,最终被内化为一种乡土生存经验。因而,即便如花,祖奶并非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遭遇至亲离世时,她们依然本能地借助轮回转世之说化解心灵的巨大悲痛。对宗教观念的吸收也正说明了民间生命哲学的现实性,小说中北风和方鸿儒先生的谈话已指出民间信仰广泛性,实用性,功利性太强的特点,不过从实际问题出发,能够帮助,指引人度过无处遁逃的内心苦痛才是民间生命哲学的价值意义所在。

  再次,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存,万物共生的生命整体观与乡村现实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民间生命观之所以具备开阔的生命视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将对内在生命的关注和体验延伸到了外在的自然环境中。乡土社会中,人依赖土地而生,土地是生命的根基,土地上的一切自然生命都是《有生》关注的对象。宋庄的自然环境是相对原生态的,其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生命体,小说不仅提到了独特的乡土植物“害害”“酸柳”等,更通过宋庄人对花草昆虫的命名传递出人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的状态,如:“宋庄人给许多花草命了名,比如铃铛花,老牛疙瘩,粘惹惹,鸡冠红,臭烂香,喇叭花,小金豆,美人眉,血蓬头,牛不吃,狗舌头,血菊花。”(4)“宋庄人亦给蝴蝶起名字。蓝的叫蓝花蝶,粉的叫海棠蝶,黄翅带有黑斑点的叫葵花蝶,褐翅并有斑纹的叫老虎蝶,翅细长,扑脸有痛感的叫扁担蝶,翅圆如扇飞过耳侧有凉意的叫扇子蝶。”(5)长期与自然的共生状态使他们深信万物有生,万物有灵。

  一定程度上,生命观决定了外在世界的样貌,反之亦然。作家能够以全局性眼光对乡土生命进行整体观照,这是因为人不单单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在乡土环境中更是一种自然性存在,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依存,乡村现实环境直接塑造着民间生命观。这种和谐共存的生命整体观与当下有意识倡导的自然,生态观不同,它更接近一种无意识的本能,乡土环境中天然产生的生命意识是具有乡土的原生性的。从结果上看,民间生命观又与当下的生态文化观有着内在的一致,都是在人和生态的关系中表现出协调融洽,万物共生的追求。

  最后,小说在苦难中折射着生命的韧性,这一特质同样具有极其浓郁的乡土文化印记。宋庄的土地上从不缺乏苦难,但作品自始至终都未曾出现令人窒息的绝望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宋庄人生命深处坚忍的承受力和不屈的抗争力。百余年的时间里,天灾人祸不断降临,宋庄经历了旱灾,饥荒,兵匪,战争等毁灭性的劫难,乡村的底层民众显得极其渺小卑微。但一代代宋庄人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承受,应对着苦难。毛根,宋慧以静默隐忍吞咽生活之艰;如花,罗包在对物的感知中附冀生命,实现精神的自洽宁静;更有麦香等人意图在对祖奶的倾诉中消磨生命之苦。祖奶更是其中的典型,接生是她度过艰苦岁月的方式,她在一次次接生中确认自我价值,思考生命的意义,生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抵抗着死的绝望。

  乡土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现实不仅没有击垮这些底层生命,反而磨砺了他们坚韧的性格,这种刚强坚韧深藏在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深处。对于民间生命而言,与苦难共处是一门学问,小说中他们的沉默寡言,滔滔不绝的倾诉,日复一日的忙碌,这些都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抵抗”,底层生命顽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壮举。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将隐忍视为中国人的重要素质之一,“当巨大灾难袭来之时,中国人展现了非凡的忍耐力”。(6)几代宋庄人集中体现了隐忍的力量,这是一种默默承受苦难的品质,是乡土中国生命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生生不息的精神根源。

  三,艺术与思想的交融

  为了更全面完整地呈现以民间为中心的生命观,《有生》在艺术层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最突出的当属小说的结构问题。依胡学文所言,《有生》采用的是偶然创造出的“伞状结构”,(7)从文本来看,无疑是以祖奶作为“主伞骨”,以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五人作为“支伞骨”来结构小说的。这一结构方式具有开放性,能从多个视角观测不同生命。作品如一把打开的生命之“伞”,以生命为脉,将历史与现实,苦难与反抗,理性和欲望,无尽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收入“伞”下。同时,“伞状结构”又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能够围绕着生命这一核心命题将故事收拢。祖奶作为生命的引领者和见证者居于中心,其他五人均经由祖奶之手出生,人物的命运之间相互交织关联。也正因为结构的设计紧密地围绕生命主题展开,即便小说涵盖了极长的时间跨度,繁多的人物和事件,依然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

  在叙事上,《有生》中存在着两种明显的策略。一种是几乎随处可见的预叙叙述方式,预叙指“在提及先发生的事件之前叙事一个故事事件;可以说,叙述提前进入了故事的未来”。(8)胡学文非常热衷于在故事中插入预示性的语言,提前将后续事件透露给读者,例如:“她绝不会想到,四年十个月以后,她的乌鸦丈夫将被毛根射杀。”(9)“我和父亲沉浸在喜悦中,并不知道灾难已经在来的路上。”(10)“一场劫躲过,另一劫却就此埋下。”(11)“那时,罗包并不知道一个叫安敏的女人将让他的人生转向。”(12)诸如此类的预叙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这种方式也是由祖奶在生死以外回看人生的立场和高度决定的,特殊的身份使她更能看清生命不同节点之间的联结,看清生命过程互为因果的关系,也使她更能参透蕴含于生命中的思辨性,把握被偶然性和必然性法则支配的现实。

  小说叙事上的另一种策略则是以“有因无果”的方式还原了生命开放性的一面。《有生》以大量的笔墨铺垫了许多悬念和疑案,不过,大多铺垫直至小说结束都没有得到回应。比如,麦香因为丈夫的背叛,再三到罗包的店里示威,扬言要进行报复;乔石头计划收购垴包山,建祖奶宫,挨家挨户劝村民签字;杨一凡不断收到关于蜂王的神秘短信,调查养蜂女事件;等等。然而无论是报复,收购还是调查,在小说完成时都尚未交代结果,故事以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结束。这种“有因无果”“有头无尾”的效果或许是作家有意为之,暗示着这些人的生命也会如同形式所表现的一样,以开放的状态走向未知。

  除此以外,小说还在艺术层面上展现了生命实在和隐秘的两面,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宋庄世界。

  一方面,小说以密布的庸常化,世俗化细节填充着人物完整的个性和生命,呈现着生命具体而实在的部分。在“伞状结构”的支撑下,小说建立了坚实有力的骨架,大量细密饱满的生活和心理细节则充当着必不可少的伞布,使小说兼具形式和内容上的完整性。小说从宏大命题出发,于细微之处着笔,通过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给乡村书写带来具体的实感。即便对生活中的微小物件,都有非常细致的描摹:“布是灰蓝色的,显然是从旧裤子或旧褂子上剪下来的,洗过多次,颜色不怎么均匀了。蓝包里是浅绿色的绒布袋,袋口用红绸条系着。绿绒也是旧的,可能是因为那鲜艳的红绸条,也因为层层包裹,显得神秘而隆重。”(13)类似对细枝末节的刻画在小说中还有极多,这也提示读者生命历程绝非抽象的生老病死,四季交替,而是具体的庸常岁月,是一些看似无意义的琐碎瞬间的堆砌。对心理细节的关注同样是作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部作品中,生命的实在性落实在细腻鲜明的心理体验上,尤其是在如花,毛根,北风,罗包等人身上,他们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爱恨,恐惧,压抑如抽丝剥茧般显露,人物完整立体的形象离不开对他们情感世界的细腻体察。对生活和心理细节的执着也反映出作家从细微之处把握生命的态度,以这种细微为支撑,生命的实感和厚度才得以彰显。

  另一方面,《有生》以象征,隐喻等方式打开了生命神秘,不可知的一面。小说里乌鸦,蝴蝶,喜鹊和蜜蜂等存在物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神秘色彩,承担着非比寻常的隐喻意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贯穿全书的蚂蚁意象,它时而现身时而隐匿,穿梭于当下与过往,现实与幻象。胡学文选择了一只游走的蚂蚁串起祖奶在当下一日一夜的叙事。年老的祖奶虽口不能言,但知觉依然灵敏,在她的叙述中,这只不断游走的蚂蚁存在感极强。蚂蚁曾几次出现在祖奶的生命中,自从母亲难产去世时成群蚂蚁爬上她的身体,此后蚂蚁的每一次出现几乎都伴随着祸事。因而,祖奶坚信蚂蚁预示着灾难,她曾说:“我不惧兵匪,不惧狂风,但这小小的蚂蚁却让我心惊肉跳。”(14)这只不断在窜的蚂蚁亦牵动着祖奶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灼,即便祖奶已超越生死界限,见证不少世事变迁,但依然无法完全跳脱出生命的神秘性。

  最后,以民间为中心的生命观自然建构在对民间的全面了解之上,这部小说中,鲜明的乡土底色显示出了胡学文深厚扎实的乡村生活经验,也为作品带来了本真质朴的美学风格。胡学文从自然地理,乡土风物,饮食乡俗等诸多方面对宋庄进行整体表现。对地方风物的著录不但有助于地方色彩的凸显,也反映出民间万物共生的繁荣生态。此外,小说中还写到了塞外乡村的说唱艺术“戳咕咚”,详细介绍了地方饮食“三下鱼”的做法,对地方习俗也有涉及,如建房子盖顶要宴请盖顶糕等。生命这一主题固然严肃,也伴有颇多苦难波折,但鲜活生动的地方书写依然为民间填充了丰富色彩,更为生命带来了不少温情诗意的瞬间。

  四,文学突破与现实启示

  生命是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有生》以民间立场审视生命,不仅实现了文学层面的突破,更具有现实层面的启示意义。

  从文学层面来看,以往乡村书写大多是立足于政治,现实的角度,从民间生命出发对乡村进行表现的作品相对较少。在这一视角下,《有生》的突破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态度和立场上对民间的融入。以往持批判眼光的乡土书写,大多难以摆脱知识分子的审视姿态,造成了作品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思想上与乡村的双重距离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有生》没有在回望乡土时表现出批判,怜悯或同情,也没有对乡土刻意美化。主人公祖奶一方面是作为个体在经历自身的人生,另一方面,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又自然地融入宋庄的历史,实现了对个人身份和个体化生命的超越。准确来说,《有生》是借助祖奶之口表现对普通生命的理解。乡村百姓并非皆是美善的化身,他们也可能存在品格,个性上的种种欠缺,小说中的如花,李二妮,李桃等人在性格上也有偏执,执拗,自我等问题,但在祖奶的讲述中,这些人都有可怜和身不由己之处,甚至对于曾经伤害自己的人,祖奶也坦言“怨恨过,但都丢掉了”。实际上,正是因为祖奶对民间疾苦的切身体验,才能有从情感深处对他人生命的理解和体察。

  这一态度与胡学文选择的立场有关,作为一位真正的乡土作家,胡学文生长于乡村,也在作品中真正地回归乡村。小说里的祖奶即便对乔石头的行为极为不满,在内心阻拦了千遍万遍,但在行动上依然是一个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的无力者。相比于回望或歌颂,胡学文更倾向对乡土文化的忠实呈现,他尊重乡村的原生状态,尊重每个生命,每种个性的自然发展,以此态度立场出发,致力于呈现民间生命的原本面貌。

  第二,对生命表现的深刻。长期以来,乡土小说对家族史,村庄史的书写都更致力于一种历史观,文化观的传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现象更为突出。虽然这类小说中不乏优秀之作,不过,此类小说中文化,历史有时会凌驾于个人之上,人的命运,生命观也部分地让渡给历史观和文化观,由此,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得不在观念的确证中得到实现。从这方面来看,《有生》以生命为视角的立场要求作家直接进入民间文化深处,把握其实质部分。作品旨在反映百年来民间生命的坎坷历程,关注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挣扎自救。在小说中,“生存”构成了人物行动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动因,当思想因素退居其次,“活着”则成为人物行动的第一前提。另外,《有生》以生命作为视角或方法,但又未局限在对生命本身的抽象揭示上,而是透过生命将文学的触角延伸至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生态,民间文化,制度,伦理,道德等层面,在这种基础上,生命不是形而上的单一命题,而是沉淀着多重复杂因素的具体实在,是乡土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凝聚。

  第三,是对“史”的主动割舍和让步。《有生》以“史”为背景,彰显作品主题——生命,在文本层面实现了叙述重心从历史到生命的转移。生命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关键词,历史如何演进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如何在历史的波澜中代代相传,繁衍生息。因而,即便故事叙述的时间跨越了百年,涉及朝代更迭,清帝退位,伪蒙疆政府统治等重大历史事件,但表现的重心始终在生命,人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其次才是历史的承载者。不过个人和历史无法割裂,在对生命主题的建构中,历史的符码被各个击破,成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以祖奶的子孙为例,李春是伪蒙疆政府的侍卫,在随德王逃离途中身亡;李夏在赶骆驼的路上遇上高粱军丧命;乔冬短暂的生命都在为公社积极劳动,意图摆脱母亲的影响,他们的选择际遇皆与时代现实息息相关。人物的命运无法脱离具体的时代变迁,在对生命的持续追踪中,历史变迁的线条得到了完整的勾勒,一部乡村百年历史也悄然浮现。

  从现实角度看,《有生》向我们传递出以民间生命观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的价值,这对当下如何看待乡土文化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性意义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乡土文化中落后,保守的部分被视为“旧”思想被大加揭露和批判。但其实,民间文化的思想内涵远不是封建迷信和保守落后可以简单界定的,而是具有某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适性因素。民间生命观亦如此,从作品来看,生命转世的说法固然代表了迷信的一面,但民间生命观以潜在的方式引导人们处理生与死,人和他人,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维持了乡村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产生于民间的生命整体观中蕴含着的生态观念和对生命意义的珍视,都包含着质朴的人道主义因素。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应更全面理性看待的部分。

  事实上,乡土文化也内在地含有对现代性的警惕。《有生》中乡土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主要产生于垴包山开发事件中。乔石头意图买下垴包山,并建立祖奶宫,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这一举动获得了从村主任到镇长的支持,但在宋庄群众中却并未顺利进行,这并非因为大众对现代资本进入乡村的弊端有着理性深刻的认识,而是他们出于民间基本的价值判断,根深蒂固的生命观念做出的本能选择。面对乔石头的“伟大”设想,祖奶内心极度抗拒:“万事都要有个度,就像吃饭,饱就是度,过度就是撑了,撑裂肠胃,撑坏身体。任你再怎么能,也不能破坏上苍的法则。”(15)另一个表示明确反对的是毛根,他的亡妻胖女被安葬在垴包山上,一旦垴包山开发,胖女将不得不迁走坟地,毛根便后悔在协议书上签字,甚至搭建木屋守在墓旁。祖奶,毛根的态度背后既有以“万事有度”的民间处世哲学,又有乡村敬畏生命,尊重逝者以及安土重迁的观念。在现代化浪潮侵犯到乡村思想时,这些观念近乎本能地激发出他们的警惕态度。

  早在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旧梦〉序》等文章中就曾直接倡导文学创作上的地方特色,认为“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16)肯定“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17)如今,《有生》再度以创作实践表明,要完成一个独属于中国乡村的故事,地方色彩依然是作家最有效的利器,乡土文化则是极其深广丰富的矿藏,经得起一代代作家的探索和开掘。认识并使用乡土文化资源,在今天仍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总体来说,《有生》是一部突破之作,其中凝聚着作家对民间生命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堪称一部献给民间生命的颂歌。同时,它也超越了对生命问题的探索,进入现实文化层面,展现出文学作品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启示我们唯有真正客观认识中国乡土文化,才能在多重文化冲击的当下站稳脚跟。《有生》更是一部属于胡学文的经验之书,在一些作家想象乡村,重塑乡村时,胡学文用过往的珍贵乡村经验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几年前,胡学文吐露他对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的渴望,因为现实中外婆“从未给我讲过童话故事,她没文化,没有名字,她只知道自己姓焦。但她本人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我参与并无数次想象的故事”。(18)《有生》中,我们看到他将渴望和想象都落在了纸上,可以说,祖奶这一形象既是胡学文为读者建立的,同样也是为过去的自己建立的。一旦进入《有生》的世界,伴随着祖奶持续地输出故事,那些远去的,传奇的,惊险的故事便一个个在历史的回廊中迤逦而来。

  注释:

  (1)胡学文:《有生》,第611页,南京,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有生》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2)胡学文:《有生》,第794-795页。

  (3)见梁玉敏:《论儒道释生命观及其现代价值》,《求索》2013年第9期。

  (4)(5)胡学文:《有生》,第799,804页。

  (6)〔美〕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素质》,第118页,梁根顺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

  (7)胡学文:《我和祖奶》,《有生》后记,第941页。

  (8)〔以〕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第83页,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12)胡学文:《有生》,第86,92,97,272页。

  (13)(14)胡学文:《有生》,第67,831页。

  (15)胡学文:《有生》,第501页。

  (16)周作人:《旧梦》序,《周作人文类编3:本色》,第73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7)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选集》,第7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18)胡学文:《文学的恩赐》,《文艺报》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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